江苏泰兴：古县衙的变迁

　　古县衙作为地方治理的中心，伴随着朝代的更替、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为政者艺术修养的差异，不断发生变化，它是一个时代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一楼一阁、一桥一亭、一室一舍，处处体现了当权者的治理智慧，彰显着国家权力机关的威严与神圣。

　　宋时，县治柴墟，旧制县衙前有楼，有“宣诏”“班春”二亭，中间为大厅，建有敕书楼，大厅后有“岂弟堂”“清晖阁”，西为主簿厅，东为县尉厅。宣诏亭，用以榜示朝廷诏谕；班春亭，又称颁春亭，每年春天颁布皇帝劝农诏令。敕书楼，建于宋元丰四年（1081年），宣和六年（1124年）知县蒋结重建，并邀请吏部员外郎范仲熊作记。敕书楼用以保存朝廷下发的制敕文书，南宋后逐步被架阁库替代。“岂弟、清晖”意为当政者要做到和乐平易、善良厚道、光明磊落。

　　绍兴初迁治延令，县衙形制是否按旧制无可考，元末毁于兵火。

　　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吕秉直重建县衙，堂、舍、库、狱毕具，取大堂名为“牧爱堂”。吕秉直，“为人纯笃无伪，果敢有为，为政大体，尤敦尚廉耻，邑人称慕之”，他时刻告诫自己，要像牧羊一样，牧养百姓，爱护子民。当时，连年战乱，“残垣碟毁”，吕秉直带领县民重建家园。

　　天顺八年（1464年），县丞张淮重修县衙，以增壮观，前堂、后堂、外门、仪门、廊序、庾库等修茸一新，造传舍、公馆若干，修撰陈鑑为记。张淮，字贵濂，唐代名相张九龄后裔，在任期间，“仁以卹民，义以正俗，礼以自律，知以应事”，深得县民爱戴。

　　正德三年（1508年），知县洗光在内堂北建“清风楼”，以告诫当官者必须做到为政廉洁，两袖清风。

　　嘉靖十二年（1533年），知县朱篪在大堂东建幕厅三楹，名其“观我厅”，在大堂北建“永平楼”作为内库，在县署后筑后乐山,山上建亭曰“后乐亭”。朱篪是思想家王阳明的弟子，深愔“天人合一”的哲学道理，“观物”明事理，“观我”讲德行。观我是人生境界的升华，因为人是一切的主宰，所以要时时刻刻反思自己，内省自悟，学会变通，律己容人。朱篪对建筑风水学颇有研究，处处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修养，融入了博大精深的心学理念，他开辟了县城西南的小西门“迎薰门”，对县署的营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的县署“垣外为沟，沟外为山”，山水相连，人文哲学思想凸显。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知县谢谠建“来鹤亭”。谢谠任县令时，有人赠送其一鹤，数日后，又有一鹤自西北而来，“相与翱翔，弥日不去”，谢谠十分高兴，遂在县署西建一小亭，额曰：“来鹤亭”，吴与点为记。举人周崇儒作《来鹤亭为邑侯谢公赋》，诗曰：茂对春风午坐深，晖晖晴日转堂阴；飞来碧落一声鹤，唤起瑶台三弄情。万里暂停连海翮，九皋应播唳天音；主人信有赵公操，来伴成都月底吟。

　　万历六年（1578年），知县高桂修监库，书大堂额曰“节用爱人”，告诫官吏要节约用度，爱护百姓。任内，整饬吏治,革贪婪腐朽之弊,倡清正廉明之风。教民开垦旱田，重视农桑，一时县境政清吏廉，社会安定黎民丰乐。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县陈继畴建礼宾馆，额曰“广益堂”。他拆除了三思桥南遮挡住县署的通明楼，又称四面楼，利用旧材在县城东南城墙上建腾蛟阁。同时修建大门、谯楼，在东西角门辟路至主簿厅和县丞厅，将后堂命名为“再思堂”。再思，取自于孔子“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之句，意思是凡事要三思，但也不要想太多，否则思维会受到限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知县袁开圣重修大堂、川堂；乾隆六年（1741年），知县郭冈重修后堂，自后递加修茸。

　　嘉庆十七年（1812年），朱一慊重修县衙。在三思桥南廨门上署曰“至德遗风”，东曰“循规”，西曰“蹈矩”，其北面曰“延令古治”，曰“型仁”，曰“讲让”。至德遗风，缘于孔子对泰伯让贤之举的称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希冀人们学习先贤遗留的风教和至高无上的品德。循规蹈矩、型仁讲让，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要求人们遵守规矩，不要轻举妄动；要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的。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泰兴县志》对古县衙的知县署作了详细的记载：“知县署，在城东北隅。治堂三楹，前为卷轩，西为库，东为简房。甬路中为戒石亭，东为吏、户、礼、架阁、收支科，西为兵、刑、工、马政、沙务科。仪门三楹，东为监库，西为承发、词讼、监法科，其东南为福德祠。西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