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女子李红慧参加赴日研修打工，经历了奴隶般的生活。在日本工会帮助下，她和另两名女子成功从日本雇主手中拿回400多万日元，随后返乡。
她们回国后，负责劳务输出的靖江五洲公司却将她们告上法庭，索赔20万元人民币。近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2004年12月18日清晨，当飞往日本广岛的航班从上海机场升向蓝天，30多岁的李红慧从舷窗中俯瞰渐渐缩小的地面，和同行的76名中国女工一样，她满心欢喜。
2004年初，李红慧从在上海做日语翻译的表姐处得知，上海外经集团靖江市五洲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靖江公司)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缝纫女工。她跑去参加考试。
李红慧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从1993年开始，日本制定“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目的是为日本设立在东南亚等地的大型企业培养人才。但近年来，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愿意从事艰苦劳动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大部分中小企业很难在本国招到工人，研修生制度因此开始向中小企业开放。根据“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规定，培训实习的研修生第一年学习日语和工作，2年至3年后作为“技能实习生”，从事工作。研修生的补贴为每月6万至8万日元，技能实习生工资每月12万日元。也就是说，每个研修生在日本最长可呆满3年，计算下来，3年以后能有人民币20万元左右的收入。
之前，李红慧在深圳的制衣厂里做了10年缝纫工，对她来说，3年挣20万元，是个不小的诱惑。
李红慧以熟练的技术通过了考试。上海外经集团公司为她提供了赴日护照。2004年8月30日，在向公司交纳了4500元钱之后，她被通知到苏州参加3个月日语培训。
一
2004年12月，交纳了报名费、学习费、差旅费等各种费用3万多元之后，李红慧终于获得了赴日打工的资格。当月，她跟靖江跟公司签订正式的赴日研修协议书。
可面对协议书上8大项70多小项条款，李红慧却“头皮发了麻”，条款对研修生在日本的生活细节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在日本无亲属、朋友关系;要听从公司统一安排，不得拒绝或向日方强要加班;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经会社准许，不准私自外出，准许后也不可单独外出，必须结伴而行;不得与日本残留孤儿、日籍华人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在日人员联系;禁止与任何人以恋爱之名同居、结婚或其他致孕活动;对日方管理应绝对服从，其中包括对计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罢工怠工威胁日本业主;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不得与其他会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讯及信件交往;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国及索要‘归国理由同意书’……”
而且，如果违反协议书上的条款，构成逃跑或者变相逃跑，回国后，研修生必须向靖江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人民币。
“不就是3年嘛，忍着就行了。”李红慧安慰自己，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
二
飞机降落在广岛机场，一辆大巴把77个人拉到了广岛东部的福山市。在当地车站，她们分别被10多个工厂主领走。
李红慧和另外2个海安的女子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才到了老板中山贵史家里。那是一个偏僻的农村。一下车，老板就收走了3人的护照、证件等。
两天后，3名女工被老板带到附近的工厂。一进工厂，她们都大吃一惊——厂房阴暗狭小、机器潮湿陈旧。“比我在国内工作过的制衣厂差远了。”李红慧说。
事实上，DNS株式会社是一家日本乡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负责牛仔裤生产中的一道工序，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厂提供半成品，最终的成品衣大多销往东京、巴黎等大城市。
据了解，福山的农村布满了这样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国研修生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女工。
厂里一共雇用了11个工人，3个年纪大的日本妇女和8个年轻的中国研修生。老板还把家里闲置的土地分给工人们种菜，自给自足。
在今天的李红慧看来，那段日子简直是一场噩梦。“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半休息。上下班前后一个小时内不准上厕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两次。”
“小车间里装了3只摄像头，监控工人是否偷懒，剪指甲、打瞌睡、上厕所时间过长，一旦被老板发现，就要遭到训斥。”
由于很多人都是借债出的国，拿不回20万元无颜见江东父老，因而，没有人想逃离。大家小心翼翼，恪守着协议书上的每条每款，日复一日地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在李红慧的记忆中，加班最多的一个月是2007年3月份，共加了251个小时。
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资最少每小时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时，只能拿到300日元，后来涨到330日元。
在日本的3年里，和所有人一样，因为实在太想念家里的女儿，在李红慧的争取下，老板特许她每天晚上10点半下班之后，从宿舍往家里打电话。
因为当地物价太贵，研修女工们极少有人会在日本买东西，平时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人从中国寄去的，腊肉、牛肉干、方便面、火腿肠、咸鱼、苹果等等。
三
对李红慧们来说，加班加点的辛苦，她们尚能忍受。她们不能忍受的是，每个月，工资单里总会有各种名目的税金被扣除。
李红慧说，她的一位同事，最多的一个月被扣除了2万多日元税金和其他费用。
“协议书里写了，不能够随意打听老板的事情。”李红慧说，大家都担心被辞退，就没有人敢问老板，可是，她一直都把这些账单保存下来。她跟另2名同事商量好了，走之前，一定要把税金的事情问清楚。
2007年1月1日，日本过新年，中山贵史带着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办理居留证手续，在市政府的大厅里，负责签证的工作人员桌子上放着一张中文字样的广告单，上边写着：如果你在日本国遇到什么烦恼，请拨打电话××××××。
李红慧盯着看了半天，直到中山贵史出去上洗手间时，负责签证的职员看出了她的心思，主动把电话抄给了她。
回到宿舍后，李红慧打通了抄来的电话号码。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对方称自己是市政府雇用的“外国人乡谈员”，北京人，来日本已经10年，日本名为细谷雪子。
听了李红慧的遭遇后，细谷雪子很震惊：“这是奴隶般的强迫劳动，在日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细谷雪子的话给了李红慧很大的鼓舞，她们约好到福山市见面把事情说清楚。
可是，新年过完之后，每天都要加班，李红慧一直找不到机会出门。一直到4月26日，因为上厕所时间过久，李红慧跟中山贵史发生了冲突。随后，她就跑去找到了细谷雪子。
“只要有证据，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细谷雪子承诺。
细谷雪子拿了很多日本劳动法规的中文宣传资料给李红慧，让她带回厂里给女工们分发、讲解。“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老板的很多做法都是违背日本法律的。”李红慧说。
当天晚上，带着这些资料回到宿舍后，李红慧号召大家一起跟老板斗争。可是，响应者寥寥。
出乎李红慧意料的是，第二天一上班，老板就过来威胁她们，说她们意图逃跑，会马上让上海外经公司派人来将她们带走。
事后，李红慧得知，当天晚上，8名女工中有人打电话向靖江公司“告密”。随后，靖江公司又打电话到上海外经集团，很快就通知了日本老板。
李红慧和另外2名同事害怕极了，她们趁老板不注意，逃出工厂，去找细谷雪子。很快，中山贵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她们带回工厂。
市政府工作人员不肯放人。细谷雪子介绍她们认识了福山蒲公英工会的事务局长武藤贡。福山蒲公英工会是一个民间工会组织，跟企业内部工会不同，只要你愿意，不分国籍、性别、年龄等，都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工会为所有会员维护权利。
李红慧3人很快就加入了福山蒲公英工会。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一方面，武藤贡与中山贵史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共列举了中山家非法用工、强制劳动、克扣加班费等10条违法行为，要求其对工人进行赔偿。
其间，上海外经集团也派人来到了福山市，威胁李红慧等3人，要她们赶快回国，不要再闹下去了。
她们还不断接到家里人催她们回去的电话。“靖江公司的人不断找上门，说我老婆在日本参加了黑社会组织，要我们劝她赶紧回来，否则在日本会惹出大麻烦，再也回不来。”李红慧的丈夫说，当时家里都害怕极了，天天打电话催她回来，钱也不要了，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再也不去日本了。”“当时，我们也都动摇了，如果严格按照市政府给我们计算的工资和加班费，工厂应退回我们每人约150多万日元。但是，上海方面不答应。再加上，武藤先生为此事奔波了一个多月，我们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决定坚持到底。”
5月24日，事情终于柳暗花明——武藤贡带领3人在福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各大媒体、市劳动局等机构参加，将3人在DNS株式会社的遭遇公之于众。中山家终于低头认错，退还了3人400多万日元，并且为她们买好了广岛飞往上海的机票。
然而，李红慧想不到的是，去年6月，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3人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原来，靖江公司已经将她们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近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公司未上诉。
据了解，上海外经集团是中日研修协调机构会员。靖江公司于2000年加盟中国上海外经集团，一直负责苏北地区的研修生招募工作。每送一个研修生到日本，上海外经集团都会从每人每月的收入中提成1万日元，直接由日方老板在发放工资时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