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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一群执著的电影人

2007-04-15 来源:泰州日报 浏览次数:
    “我们几乎都是在这里干了一辈子。几十年的感情,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在泰兴影剧公司宿舍楼,50岁的老放映员成学军告诉记者。
    从公司管理者,到农村电影放映员,他们用“电影人”来称呼自己。


    2007年3月5日上午,泰兴市大庆东路,泰兴影剧公司会议室,十多名员工盯着电视屏幕,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现场直播———温家宝总理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
    “……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温总理提到了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泰兴影剧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56岁的陈育安静地坐着,抹抹眼睛。
    稍顷,环视四周,陈育发现,业务部主任郭银生、放映员李建元、成学军等人,都和他一样,眼睛湿湿的。坐在一起的李建元和成学军,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用力拍打彼此的肩膀。
    “听到温总理这句话,比中了大奖还开心!”陈育说,泰兴影剧公司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影片发行、放映、戏剧歌舞演出。目前,该公司有28名员工。
    “泰州地区,泰兴影剧公司目前已是独家。其他县市影剧公司,从2000年起,相继解散。”
    “我们每月只拿300多元基本生活费。我也是。”陈育说,他明确表示过,允许有能力的员工另攀高枝,但,没有人想走。
    采访中,从公司管理者,到农村电影放映员,他们用“电影人”来称呼自己。

    “我们几乎都是在这里干了一辈子。几十年的感情,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在泰兴影剧公司宿舍楼,50岁的老放映员成学军告诉记者。
    老成放电影放了32年。32年来,他和李建元等9个同事一样,全家挤在公司宿舍一间3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房里。
    3年前的夏天,人到中年的成学军终于跳槽。但是,两个月后,老成又回来了。
    “当年,儿子读高中,我妻子在装卸运输公司工作,工资也不高。老婆说我当过兵,又是党员,到保安公司应聘保安,应该没问题。做保安,每月工资600元,比影剧公司工资高。但是,做了两个月,总感觉魂不附体,心还在原单位。”
    一天下班回家,成学军在公司宿舍遇到浑身是汗的李建元。“李建元一边洗脸一边对我说:‘你这一走,害得我们更忙了!’”
    “李建元又急吼吼地赶下乡放电影去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老成说。
    “当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一夜,第二天就辞了职,又回到影剧公司。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泰兴影剧公司一直坚持免费送片下乡,也就是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为了坚持实施这一工程,公司李建元、成学军等4名党员放映员专门成立了一支全国闻名的农村放映队。
    “这支队伍,我们自己简称为‘党员义工队’。”陈育说。
    2006年,泰兴影剧公司农村放映队,免费为群众放映露天电影1200多场次,观众约40万人次。农村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创下该市近30年来最高纪录。
    2004年,这支农村放映队被文化部授予“全国优秀农村放映队”称号。这是泰州地区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阳春三月,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
    一个晒谷场,地面上挖两个坑,埋两根高高的竹竿,竹竿之间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约50米处的桌子上,搁一架箱式放映机。

    太阳还没有落山,三三两两的农民,陆陆续续搬来椅子、方凳,往放映机旁边放。
    凳椅一排又一排,部分凳椅脚用塑料绳拴扣着。“防止回去吃夜饭时,自家的凳椅被不厚道的人挪位。好的位置,谁都想占。”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大爷边绑椅子,边告诉记者。
    晚上7时整,现场坐了二三百人。白色幕布上开始出现广告。
    “平时,我们晚饭吃得晚。听说放电影的来了,大家都提前半个小时吃。有的人为了抢好位置,吃得更早。”一位姓季的中年妇女说。
    约一刻钟后,广告换成科技推广片《网箱养猪》。
    7时半,来了四五百人。开始放映正片———《太行山上》。正片标题显现后,幕布上出现赞助放映单位的字幕广告。
    “拉赞助单位,是公司近年来想出来的办法,用来抵冲购片成本。购买一部片子最便宜的三千元,贵的七八千元。”放映员李建元告诉记者,47岁的李建元是泰兴影剧公司农村放映队4名队员之一。
    像其他村庄一样,平时这个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是中老年人和孩子。“我们文化不高。每次放电影的来,不光带故事片,还会带一些农技知识、家电使用知识,防火、防盗、防骗、防假钞等常识片子……”
    下乡放映,一般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或者节假日。这样,不影响农村孩子正常学习。一般每次放两部片子,大多是革命故事片、喜剧片和儿童剧。

    次日午后,像往常一样,李建元用冷水洗了把脸,又来到单位影片库和设备室,与同事一起检查整理影片和设备。
    “如果每年不下乡免费放电影,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也会节约很多成本。比如送一部片子下乡,政府补贴我们每场次100元,不分路途远近。这点补贴只够我们请来回的交通工具和吃一顿便饭。然而,公司买一部小片子还要3000元左右,大片更贵。”
    “下乡给农民放电影,一是希望通过一些科技致富片和农技知识片,让农民学到实用的知识;另外,也是想尽力带给农民适当的娱乐享受。农民不光喜欢看新片,也喜欢看这些老故事片。”李建元边整理边说。
    “都是免费放映。所有影片都是公司出资购买,或者租来的。如果收费,可能一个村都没有10个人看,农民宁可在家看电视。”
    李建元告诉记者,去年夏天,到胡庄镇放映时,附近姜堰市张甸镇的好些村民,带着孩子去看。一位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孙子长到14岁,第一次看电影。
    2005年春节前,李建元到黄桥镇祈巷村放电影。全村800多人,去看的有600多人。
    晚上,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放到一半,突然小雨夹雪。村民大都不愿离开。
    “幸好带了塑料大伞棚,我撑起伞棚遮住设备继续放。村民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有的只戴上羽绒衫、棉袄的帽子,坐着看到结束。”李建元说。
    泰兴镇跃进村一姓杨的小伙子连续跟踪放映队10多个场次,每次还主动帮队员们装卸设备。“喜欢看露天电影,不仅是因为免费,更是喜欢那种氛围。头顶空旷的星空,周围是黑压压的人头,又壮观又温馨。听说,他们都是义务下乡放映,很是感动,情不自禁地想上前帮忙。”

    每年,为配合省委宣传部“百部电影送千村”活动以及紧密配合党员“保先”教育,开展“党旗在我心中”等活动,有时白天到一些单位食堂、会场放映,晚上还要到农村露天放映,最多一天赶四个场子。
    “为了赶场子,搬箱子上车和下车时,闪了好几回腰。一个箱子重100多斤,四五个箱子搬上搬下的,都是一个人干。”李建元说。
    “回到家,累得都不想洗漱就想往床上倒。淌了不晓得多少汗,衣裳像从盐堆里捡来的。”

    到边远乡镇放映,不仅路难走,半途突然遇到恶劣天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为了保护设备,放映员常常被淋成落汤鸡。“每个人都遇到过几次。”
    李建元在泰兴影剧公司做了29年的放映员。妻子潘泳5年前下岗,现在某单位做临时工。
    “他哥哥在张桥办了一个厂,效益不错。他哥哥早就希望他去帮忙,或者办个分厂,他不听。我也不甘心母女两个跟着他穷一世,劝过他好多次。希望他改行,赚点钱,买一套自家的房子,不管大小。”潘泳告诉记者。
    “他总是说,公司领导和同事工资都不高,人家没有怨言,没得哪个改行。”
    “今年比前几年好多了。女儿大学毕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她能养活自己了。”李建元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再咬牙坚持10年,大家一定会获得晚来的丰收。相信4年后,我退休交班时,无论谁来接班,一定很有信心!”泰兴影剧公司总经理陈育说。
    泰兴影剧公司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很简陋,在泰兴城区商业区中心位置,却拥有一座占地面积16亩的多功能娱乐城。“这座多功能娱乐城,是在泰兴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建起来的。”
    “2000年,旧城改造,我们公司的电影院,当时占地两亩,也在拆迁范围。当时,全国各地电影市场往下直滑。泰兴也是这样。我很着急,经常失眠,整日整夜地盘算公司的前途和命运。”
    “影剧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主要靠电影市场。电影市场疲软,要保证公司生存和发展,只有采取其他措施。”
    陈育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电影市场就普遍不景气了。
    这个局面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比如,有线电视、VCD、DVD、网络游戏等新科技娱乐设备的相继诞生,城乡居民娱乐方式增多,电影市场自然日渐冷落。同时,电影票价涨幅惊人,大多数观众望而却步。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电影票价只有几分钱;80年代初、中期,电影票价也只有两角钱左右;90年代初,票价涨到一块钱左右;90年代末,普通国产电影票价已涨到15元左右,进口大片票价都在20元以上。”陈育说。
    “1998年,全国有1万多家影剧公司。2001年,只剩下3000多家。现在,全国36家院线,只有900家影院、2000张银幕。这就不难想像,为什么泰州地区的影剧公司只剩我们这一家。”陈育说。
    “还好,多功能娱乐城的经营状况比预期的好,已经还贷300万元,力争在我退休前全部还清。”陈育说。
    “干了近40年电影放映工作,做了一辈子电影人。没想到公司员工都和我一样执著、痴心。宁愿穷一世,都不愿意改行。我们公司业务部主任郭银生,年龄跟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阵地上坚守了一辈子。”
    陈育的妻子戴卫红,是幼儿教师,刚退休。她说:“他说他是单位负责人,即使不拿一分钱,能把这个公司支撑到底,和同事一起坚持下去,也是一种胜利。我理解他。”
本报记者  程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