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潮（道光才子）

    陈潮（1801～1835），字宗海，又字东之，清泰兴县霞幕圩（今泰兴市曲霞镇）人。

    陈潮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读书人。父亲若锋淹通经术，虽是一个诸生，却很有名。由于家门多变故，昆弟几人早早离开人世，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仍笃志读书，钻研学问。 陈潮还有一个堂伯若馆，廪生，也很好学，甘于贫苦。陈潮小时候过继给婶婶，虽然家庭的不幸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父辈刻苦好学的精神给他以强烈的熏陶。他平时沉默寡言，勤奋苦读，意志坚韧。陈潮于书无所不窥，凡经、史、诸子、百家及古文辞，无不口诵手披，寒冬炎暑无辍。他治学广泛，于文字学、经学、音韵学、算学都有独到研究，并有著述。同时，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篆书家。陈潮先以廪生游太学，由于他的学识才华而显名都下。京师诸巨公争识其面，由此声名大振。当时在人们眼中，京城有十二才子，陈潮为其翘楚，同时的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对他都很推崇。他与龚自珍友善，学术观点和水平相近，时称“陈龚”。陈潮虽才华横溢，但直到道光十一年(1331)才在京师经顺天乡试中举，后来三次被推荐参加礼部考试，都未能中进士。大兴学者徐松精于史事，尤长于地舆(地理)之学，好钟鼎碑碣文字，识其才，把陈潮延至家中教授儿子。陈潮一面授馆，一面治学，直到逝世。在徐松家当门客后，陈潮更致力于经学研究，他依据唐石经校定十二经(唐时《孟子》未升为经)，手自缮录，对《易》《书》《诗》《礼》《春秋》《尔雅》皆有论订，被称为“自有石经以来第一能读者”。在音韵学上，他求教于硕学名儒何萱、吴伯盉，尽得奥妙。何萱摒弃举业，杜门著述，著成《韵史》78卷。他在信中论其大要，寄给吴伯盉。吴说：“萱之撰《韵史》也，商榷条例多与旧韵书违异，惟吾友陈东之能匡其不逮。自其远游，谈古义者鲜，不知闭门造车，出门果能合辙否矣。”陈潮作为他们的忘年小友，如此被其推崇，可见他在音韵学方面的学术水平。陈潮又属意算学，精通《立天元一术》（一元高次方程）和朱世杰《四元术》（四元高次方程组），并著《四元细草》2卷。

    陈潮治学严谨，研究精深。为研究《周髀算经》（算经十书之一，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天文历算著作），曾夜登高台观察星象，达旦不寐。为研究《缀术》（算经十书之一，祖冲之撰，久佚），从唐代以明算科取士对缀术考试的重视，以及《唐六典》、《隋书律历志》、唐李淳风注刘徽《九章算术》、王孝通辑《古算表》、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序、沈括《梦溪笔谈》等各种古籍无不一一仔细探究，认为缀术中可能有精密的圆周率、三次方程的解法和正确的球体积计算等成就，于是准备结合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写成《缀术辑补》一书。由于刓精敝神，劳瘁成疾，他过早地在京师寓所离开了人世，时年35岁。陈潮的英年早逝，人们无不为之痛惜。徐松为之殡殓。友人杨亮，甘泉人（今扬州市内），因同时客于徐松家，在共同治学中结下深厚友谊，千里归故友之丧，到泰兴陈潮老家升堂拜母，痛哭而去。这样，陈潮才得以魂归故里。

    陈潮在道光年间又是一位名扬艺坛的篆书家。时人都认为他的小篆“质朴古雅，上埒阳冰”（唐篆书名家李阳冰），有句云：“荔裳（吴存义）小令东之篆，云伯(何龙文，何萱侄)先生七字诗。”清代小学昌盛，加之江左遗风，学者多习篆籀。然而到了陈潮所处时代，崇尚北碑更成了热门。当时包世臣大力鼓吹碑学，扬州一时成为碑学的中心。像陈潮的好友杨亮，与吴熙载、梅植之等都曾同受包氏法，而陈潮学书，却静对时风，独研篆法。他精研六书，不但钻研了许慎《说文解字》，且对徐铉、徐锴以及钱大昕、段玉裁诸家异同，详加考核，夙夜研思，探究原委，从而文字之本，悉在心中。同时他直接取法李阳冰和李斯，每日晨起必作篆字数百，寒暑不辍。与陈潮交游者，如何绍基、吴存义、何龙文、李兆洛、陈启文等皆一时之俊杰，他们时相往还，相互切磋，取长补短。这样，陈潮以超人的天赋、学识和勤奋，扬帆书海，深得篆法。他的篆书摆脱了前人拘谨刻板的习气，在邓石如用羊毫作篆的基础上，寓古法而求新意，以圆劲中锋为主，时见提按调锋，常有侧笔取妍，结构章法富有巧思，极尽变化，笔力开张，姿态活泼。朱东润先生评论说：“东之先生作篆高者，上比上蔡(李斯)，下犹不失阳冰。”可谓的评。我们看陈潮的铁线篆，苍秀圆劲，深得《峄山》神韵，而玉筋篆则圆润婉通，气机流宕，直逼阳冰。评家认为他的篆书和王澍、孙星衍、何绍基以及后来的吴大徵相比，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陈潮篆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其独特的审美特色决定的。曾农髯在陈潮“骚作四始勍敌，赋为六谊附墉”篆联上题跋道：“东之先生与道州(何绍基)为同年友，道州篆法多取东之，天不与年，流传亦少，殆亦命耶?此联古厚，髯所见第一联也。”“古厚”是东之篆的审美特征。所谓“古”，就是遵守传统笔法，即中锋运笔，除垂直笔外，仍坚守每画两头圆的笔法，李斯、李阳冰、邓石如莫不如此。所谓“厚”，就是笔画充实，真力弥满，不薄、不弱、不飘。东之先生能到此境，说明他走的是篆书正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追求自家风格的。后来的吴昌硕“以善书《石鼓》闻，变《石鼓》平正之体而高耸其右，点画脱漏，行笔骜磔，《石鼓》云乎哉!后学振其名，奉为圭臬，流毒匪浅，可胜浩叹!”（商承祚《说篆》）东之篆的另一特色是“神闲”。近代马宗霍说：“东之篆书驰骋有势，而神颇能闲，惜其早卒，不能充其所至。”秦人雄图大略，纵横驰骋，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秦篆亦驰骋有势，神闲意秾。东之先生不像孙星衍那样取则不高，为党梦英所囿，而是直接师法秦篆，并能师心不师迹，得秦篆法乳。何绍基到晚年才认识这一道理，但他的篆书似不及东之。取法乎上，这是东之篆给我们的启示。康有为评价东之篆，认为“思力颇奇”，但又指责“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其实康书不及东之远甚，东之篆书气势之精邃，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康氏笔端草率散漫，显出犷悍恣肆的味道，所乏者“神闲”也。康氏的书作特点之形成，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奇怪。大凡国势强盛或相对安定的时代，书风总是比较典雅，充满从容不迫的自信感。如东之先生，其时在承平，故篆作能上比李斯，神颇能闲。而在乱季，一些书家的笔墨中总透露出一种不安的苍凉之感。所以康氏笔端有这种情绪，正是时代使然。

    陈潮的著作有《陈东之经说》（一作《东之文钞》）1卷，有刘师培《国粹学报》汇编印本；《华严经音义》2卷，有道光十五年歙县徐宝善作序的刻本。另有《依唐石经校定十二经》《诗声衍》1卷、《四元细草》2卷（未刊行，仅于志书中存其书目）。其书法作品流传亦少，香港《书谱》1978年第6期曾影印其《法家言》轴墨迹5行58字。东之故里公私藏家尚有篆屏、篆联多件，其中《七言石经古歌》屏和“读书大游览，为善小熏修"联墨迹尤为精湛，用笔斩截，宽博雄逸，可见东之篆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