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肇经(水利学家)

古为今用，重视中国水利史研究

    郑肇经一贯注重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大声疾呼要总结我国千百年来的治黄经验，并在自己编写的《河工学》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的治河技术。他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及中央水利实验处以后，更加重视我国古代水利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水利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曾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种水利古籍，并主持编写了《再续行水金鉴》、《中国水利图书提要》、《中国河工辞源》、《中国水道地形图索引》等水利史研究史料。1939年，他的专著《中国水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开创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专家的注意。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及日本的中国水利史专家，都曾引用这本书的研究成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说：如果没有郑肇经的《河工学》、《中国水利史》作指导，要想写就《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水利史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可能的。    

    郑肇经研究中国水利史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水利建设。1934年他创办现代化的中央水工试验所时，就是按照这一“古为今用”的原则建立了水利文献研究室。他在给笔者和其他研究生上课时曾多次指出：“病人看病要带病历，医生诊断要先问病史。我国黄河为害数千年，决口千百次，病程之长，病状之重，世所罕见。如果不把黄河的病史搞清楚，就找不到它的病根，要治好黄河的病，等于缘木求鱼，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研究中国水利史，不仅是为了保存和继承中华民族古代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为现代水利建设服务。”由此可见，他研究中国水利史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也都是与我国现代水利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的。除了黄河史的研究之外，他还长期从事淮河和苏北水利史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治淮这一伟大事业提供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他的家乡在苏北泰兴，黄、淮洪水对苏北的威胁，他有切身体会。他的舅舅朱铭盘(曼君)是清末著名学者，与南通张謇是至交，张謇力主导淮对郑肇经很有影响，所以他一贯重视对淮河水利史的研究。他在90高龄时，还亲自到淮安参加淮河水利史学术讨论会，并撰写关于淮河治理及苏北水利方面的学术论文。

    郑肇经早年长期在沪、宁两地工作，对江浙特别是太湖流域的情况十分熟悉，且始终十分关心这个地区的水利建设。当他看到太湖流域因苏、浙、沪三地对水的管理各自为政，枯水时湖水轮换缓慢、洪水时又泄水不畅时，特在1979年《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太湖出水路线的商榷》，提出太湖洪水的出路问题及整治方案，但一直未被重视。直至1992年太湖大洪水，人们才觉察其观点的现实意义。1980年，他又发表了《探讨上海经济区水利战略的几个问题》，为该地区经济腾飞所必需的水利建设方略提供了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富有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

    郑肇经在开拓中国水利史研究事业中的突出贡献和丰硕成果，已成为水利史研究事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国际国内科技史界的崇敬。然而，他却始终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不论任何人，只要是与他探讨学术问题，或请他解答疑难，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总是亲自写信，有时还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答复。由于他学识渊博，亲身经历的水利方面的事情特别多，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请他审查文稿和解答疑难的人特别多。加之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从不给人吃闭门羹，所以，远至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近至国内的水利史研究者以及水利史志和地方史志的编写人员，都纷纷来人来函，甚至上门求教，郑肇经从未有任何厌烦的表示，总是一丝不苟地回答问题。像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利史、水利志、综合志以及各个省、区甚至县的水利志，都渗透着郑肇经一字一句认真审阅的心血。

鞠躬尽瘁,一生献给祖国

    郑肇经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水利事业。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治学谨严，富有民族气节。早年他留学德国，却不留恋外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急于回国从事艰苦的水利事业。中年长期主持水利科研事业，坚持科学实验的道路，不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同流合污。抗日战争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受命担任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重庆绕道昆明、河内、香港、上海，历尽艰险进人苏北抗日地区，与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先生一起完成了花园口决口后的苏北黄灾排水工程和运河堵口复堤善后工程。其间曾多次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在泰州时遭日机突袭，几乎以身殉职。1948年国民党政府南迁时，严令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人员、设备撤往广州、台湾，郑肇经考虑到要为整个中国的水利事业服务，就不能抛弃黄河、长江，远走孤岛；而且在战乱中的仓促搬迁也会使这个全国惟一的水利科学研究基地毁于一旦。因此，他拒绝搬迁，并将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设备登记造册，指定专人保管仪器设备，自己毅然以辞职相抗，直到南京解放，终于使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全部设备、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上海解放恢复交通的当天，他立即返宁，将中央水利实验处全部人员、物资、设备、资料完好无损地交给华东军政委员会代表接管。

    解放以后，郑肇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组织上安排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专门委员、太湖水利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并同济大学工学院代院长兼土木系主任，定为教授最高一级。他体会到党的关怀，决心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新中国的水利事业。1952年底，他又在上海参加筹备华东水利学院的工作。他来到南京后，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从事水利教育事业，从不争名争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心胸宽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并不因自己腿部伤残而退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郑肇经的精神更加振奋，誓将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四化”事业，除积极从事《辞海》和《水利词典》中有关水利史条目的编纂外，还亲自主持《太湖水利技术史》的科研工作。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不仅亲自为研究生讲课，而且不顾高龄和腿部伤残，亲自带学生到钱塘江实地考察海塘工程。他还不辞辛劳地为全国各地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解答疑难，审查文稿，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即使严冬酷暑，也从不休息。每当向他提出要注意休息时，他总是严肃地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这点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多做点事。”郑肇经先生虽已离开我们，但是他这种献身祖国、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