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肇经(水利学家)

脚踏实地，主持上海市政工程与全国水利建设事业

    郑肇经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从德国学成归来后，就立即投身于我国水利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在河海工大当教授，另一方面又接受当时江苏省省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紫石)之聘，兼任江苏省政府的水利佐理，从事实际的水利工作，协助省政府调处水利纠纷。他并与韩商定，延聘恩格司来我国视察黄河，研究治黄计划，并与沿黄各省协商一致，共同支持此举。只是由于当时爆发军阀混战(即“齐卢战争”)，韩省长卸任，此事只能作罢。  

    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后，河海工大的校舍(洁漪园)成为其总司令部，学校停课；1928年河海又被并人中央大学，成为其工学院的一部分。郑肇经于是不再担任专职教授，而是去上海担任上海特别市工务局技正(主任工程师)、工程科长(1926年起郑就应当时淞沪总办丁文江之聘，兼任此两职)，后又担任工务局代局长和市中心建设委员会委员，为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和长远规划踏踏实实地工作。对于大上海的长远规划，郑肇经提出了6条措施：

    (1)沿租界修筑公路，切断“越界筑路”，收回警权；

    (2)开辟新的市中心；

    (3)从虬江路口至吴淞沿黄浦江开辟深水码头；

    (4)将闸北铁路以支线延伸到吴淞深水码头；

    (5)利用浦东、闵行地区发展工业，筹建桥梁，以改善黄浦江两岸之交通；

    (6)改进市政管理。

    从1926-1934年，郑肇经在上海搞了8年市政建设，按照这个规划，一件一件、脚踏实地地去实施，如修筑马路、深水码头、铁路支线，修筑沪杭公路等等。有些则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实施，如筹建黄浦江大桥。但是，从他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大上海的规划是很有远见的。后来，上海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他的高瞻远瞩，特别是看到邓小平同志提出开发浦东的战略思想以来上海市飞速发展的现实，更使我们感到郑肇经作为一位技术专家的远见卓识。他在上海市工务局工程科长和代局长任上所做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因为在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上海的市政建设基本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北伐以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才开始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上海的市政建设，而他正是在这时候担此重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郑肇经的开创之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1929年，国民政府收回青岛治权，设立特别市，并向上海借调港工专家。上海市长推荐他担任青岛特别市政府参事，专任青岛港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去青岛工作了一年左右，拟就青岛《港务规划》，启用青岛特别市港务局印信，开始办理港务工程，首先是开辟航道标志。次年(1930)，青岛特别市撤销，他仍回上海工务局担任主任工程师、代局长，主持上海的市政工程，继续规划上海市中心的建设。

    1931年夏秋之交，江淮发生特大洪水。8月28日，里运河东堤决口27处，苏北10个县被淹，死亡七八万人，江苏省主席和水利局长被撤职。江苏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为了发动各方人士协力救灾，亲自到上海诚邀郑肇经回乡主持运河堵口复堤工作。郑肇经是泰兴人，看到家乡人民生灵涂炭，自然义不容辞，于是慨然兼任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委员、主任工程师，负责运河堵口复堤善后工程，并亲自到来圣庵、党军楼、里铺等困难河段现场指导施工。至1932年5月，堵口工成，他告别家乡父老，仍回上海。韩国钧写信致谢曰：“此次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韩并欲寄重酬，但被郑肇经婉辞。

    1933年，继前年江淮大水之后，江汉和黄河又发大洪水，黄河在贯台、冯楼等地决口50多处，全国震惊。人们发出了“水利救国”的呼吁，国民政府于是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主持中央直辖各水利单位的行政管理和工程业务，由著名工程专家茅以升出任处长。为了寻觅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专家来管全国水利，茅以升于1933年亲自到上海，力邀郑肇经到南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简任技正(总工程师)、水利处副处长(1935年起任处长)，主持处务，主管全国水利行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事业。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灌溉研究所所长粟崇嵩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水利之兴起，历经张謇之倡议，李仪祉之论说，落实到郑肇经之付之实行和收实效，历时三十多年才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郑肇经受命于国难期间，尤为难能。”粟崇嵩概括了郑肇经在主持全国水利工作期间所作的主要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统一全国水利行政事业上，水利处以强有力的业务领导为之开先河，作出良好开端。旧中国在张謇设全国水利局之前，没有统领全国水利的中央水利部门，事权分散，且港口建设受制于外人。张謇即使设局也有名无实，他本人只能致力于导淮治运的研讨勘察。到全国经济委员会，才得以整建华北、淮河、黄河、扬子江4个水利委员会和珠江水利局等5个流域水利机构，加强江汉工程局，新建泾洛工程局，组成中央下辖水利机构体系，水利处总管其业务，中央有了一个水政中心。陕西、江苏、江西、四川等省先后建水利局，一般多在省建设厅设水利科，各地方水利建设也在不同程度上发动起来，从而使长期停滞不前的水利呈复苏气象，陕西成为中国现代灌溉发祥之地，水利处成为推动中国水利走向现代的动力源。抗战军兴，水利处演化为重庆经济部水利司——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胜利复员后的南京水利部，从而结束了历史上水利的多头领导。水利处以其实际业绩起到破关作用，功在当时，利被后来。

    2、在水利工程建设上，郑肇经在丁文江的启迪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的支持下，建议和促成全国水利委员会的建立，争取到由国库每年拨给经费600万元，以水利处为具体执行机构，成功地发动了当时所能做到的一个水利建设高潮，从而启动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利建设。他全力支持西北灌溉工程建设，应陕西省政府要求，设水利处下属的泾洛工程局以整修泾惠渠和开办引洛工程，派设计科技正何之泰率测量设计队赴宁夏测设云亭渠；派工务科技正王仰曾率队赴内蒙测设民生渠，以改扩和更新这两个旧灌区。他还相继组建了云亭、民生和陕西的梅惠、涝惠，甘肃的洮惠等渠工务所，予以经费和技术支持。陕西也自办了引渭工程。西北大兴渠工在各地引起很大反响，有条件的省也开始行动起来，相应又为战时大后方各省兴建农田水利贷款工程创造了条件。人员支边南到粤、桂、湘，北到甘肃、宁夏、内蒙、新疆，使当时为数不多的掌握西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成为边远地区水利建设的骨干力量。  

    为了统一规划全国的水利建设，郑肇经主持制定了《五年水利建设计划》，其主要项目有：

    (1)整理淮河入江水道及垦辟高宝湖区工程；

    (2)建筑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

    (3)实施海河独流人海减河工程；

    (4)黄河下游巩固堤防，调整河槽工程；

    (5)扬子江调整河槽及整治湖泊工程；

    (6)珠江流域水道整理工程；

    (7)整理津杭运河第一期工程；

    (8)小清河航运第二期工程；

    (9)开辟苏北滨海垦殖区和新运河工程；

    (10)完成关中八惠渠灌溉工程；

    (11)山西桑干河及察哈尔洋河淤灌工程；

    (12)山西汾河灌溉工程；

    (13)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工程。

    此外，还有水利基础科学研究，训练水利人才，协助各流域和各省兴办水利事业等项目。虽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人侵和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项目直到解放以后才得以实施和完成，但是，在我国水利建设规划中引入五年计划，郑肇经是首创者。

    在流域的水利建设中，郑肇经大力支持导淮工程，全力支持堵塞黄河贯台决口。1935年6月，他去开封与当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李仪祉商讨贯台、董庄堵口和修筑金堤等工程项目，并与李一起到黄河黑岗口、贯台等处视察。当时虽值初夏，但天气十分炎热，途中口渴难忍，而他又是装了假肢的残疾人，行走不便，李仪祉便去农田中摘来大西瓜解渴，一时传为佳话。这一年，郑肇经还去武汉检查江汉修防工事，到长江马华堤、同仁堤等险工地段视察修堤情况，去华北视察海河水利，审定海河、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计划等。1936年春，洛惠渠5号隧洞施工中发生流沙壅塞险情，郑肇经又以残疾之身亲赴西安，再坐骡车去大荔，换乘工地上运土的轻便轨道车到5号隧洞，与现场技术人员研究流沙潜泉下的施工方法，决定采用“井渠法”，从山顶沿渠线每30米距离开凿一个工作井，井下挖通行水。他又由泾洛工程局孙绍宗局长、陆希正副总工程师陪同查勘石头河，决定了梅惠渠坝址。郑肇经此行真可谓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回到西安后，当时的西北最高军政首脑杨虎城将军与邵力子主席设宴致谢。5月，他又陪同孙科视察导淮工程，出席杨庄活动坝(我国第一座采用升降式闸门来控制流量的现代水工建筑物，其水工模型试验即由郑肇经等人在中央水工试验所进行)落成放水典礼。6月，他又去江汉工程局视察遥堤，慰问民工，并去钟祥调查决口原因。8月，白茆闸竣工。1937年，水利处直接投资兴办的西北灌溉工程宁夏云亭渠、陕西渭惠渠工程和泾惠渠修复工程相继竣工，梅惠渠、洮惠渠、洛惠渠等亦在加紧施工建设中。从水利处建立到“七七”事变发生不过5年左右时间，由于郑肇经的埋头苦干，多方奔走，在水利处牵头、各方响应之下，这些水利设施得以纷纷建成，开始扭转我国水利事业长期停滞、无所作为的局面。

    3、在人才培育上，郑肇经始终是一位循循善诱、大胆提拔培养后辈的教育家。他在主持全国水利工作中，也以培育人才为己任，于1936、1937年先后甄选两届出国进修人员。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派出张炯赴印度尼西亚考察水利；考选农田水利2名(王鹤亭、粟崇嵩)分赴印度和越南、埃及，河工2名(张书农、薛履坦)分赴越南和德、荷，水工模拟1名(李丕基)赴德；后又续派沙玉清、徐怀云、伍正诚、郑兆珍等。同时还批准了严恺、谭葆泰、陈善模、李翰如、汪胡桢等出国留学进修和考察。他们约于1939年先后回国效力，或在抗战中光荣殉职，或成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中坚力量，或成为国际知名的水利专家，大都作出了非常突出的业绩。郑肇经两年内派出如此多人出国取经，在旧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他重视人才的选择，任人唯贤，不带私情。水利处初建时，选才成立班底，1934年在应届毕业生中公开招考实习工程员，以充实基层技术力量，不接受推荐。1936年出国进修人员考试，由设计科科长汪胡桢任主考，郑肇经和各水利委员会技术主管人作考委，由这些委员会和泾洛工程局初选中、初级工程人员到南京会考，及格(60分以上)者6人，全予录取，这在当时也属创举。

勇于开拓，创办现代水利科学实验研究事业

    郑肇经不仅是一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干家，而且也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当时的中国，水旱灾害严重，水利问题成堆，水利基本资料十分缺乏，水利仪器设备全靠进口，水利技术人员寥寥无几。要想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水利事业，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而且要有远见卓识，敢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开拓我国自己的水利科研事业。他始终牢记自己在德国留学时早已立下的宏愿，坚持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现代水利科学实验研究技术引入中国，用来研究解决我国的实际水利问题。20年代他在河海工大任教期间，就在校内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水力实验河槽。1933年他就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之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特聘他担任工学院兼职教授，他与罗协商，在中央大学内办起北极阁水工实验室(又名“临时水工实验室”，现在东南大学校园内)，这是国内最早建成的水工模型试验室。自该时起，他领导了水工模型与原建筑物相似律的研究，得出模型比率，绘制出各种曲线，成为我国水工模型试验的发端。1934年9月13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该实验室定名为“中央水工试验所”，隶属本会，作为全国水利科技研究中心，并指定郑肇经为该所筹备主任(后任所长)，在南京清凉山修建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工试验大厅(即现水利部、交通部、电力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工试验大厅)，后又陆续创建水利航空测量队(包括控制测量分队和航空摄影分队)、水利文献研究室等，进行水工、土工及测量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当时水工试验规模已超过埃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水工试验所西迁重庆，他亦随之人川。到重庆后，他克服多方面困难，在磐溪创办水工试验室，又在石门创办水文研究站和水工试验室，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继续进行为抗战服务的水工、水文科技研究。

    1938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经济部，郑肇经任经济部水利司司长兼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不久他卸去司长之职，专任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进逼郑州，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西犯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滔滔南流，以致豫、皖、苏形成黄泛区，44县遭灾，淹死、被困89万人，苏北亦受重灾。爱国人士韩国钧吁请重庆政府派郑肇经回苏北治理黄灾，经济部长翁文灏任命他为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受命后于1939年3月毅然离开大后方，历尽艰险，绕道海外，在国际红十字会和当地民众的协助下，辗转进人苏北抗日地区，在日寇飞机不断轰炸、扫射的情况下，与韩等同赴运河大堤决口现场，决定加固大堤，修复坝基，选择泄水路线，加快排涝速度，使群众能抢种一茬庄稼。后来由于汪精卫得知消息，想中途劫持他去南京当水利部长，于是郑肇经当即离开苏北返渝。

    1939年11月，郑肇经返回重庆，继续担任中央水工试验所所长。当时重庆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但由于抗战环境极为艰苦，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生活无着，一些大学毕业生失业了。为此，他竭尽全力扩充中央水工试验所，收罗人才，为这些富有才华的爱国知识分子提供存身之所及用武之地，为国家保存了一批难得的人才，其中包括黄文熙、覃修典、姚琢之、李映棠等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不仅如此，他还亲率工程司张炯等人去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都江堰等地查勘水力资源与森林矿产资源，查勘宜昌至重庆的水道，进行川江筲箕背滩及小南海滩航道整治试验，为开发西南、支持抗战而埋头苦干。有一次在查勘路上，两车相撞，险些坠崖。此外，他又派人冒险深入敌占区，查勘花园口决口口门，以备抗战胜利后及时堵口之用。后来他又相继在云南昆明、四川灌县和陕西武功、扶风等地创建水工试验室、土工试验室、河工试验区、黄土防冲试验场等，在水工、土工、河工及黄土防冲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在水工、土工学理方面的成果，有很多至今仍在应用。1940年，他在重庆上清寺创建了水工仪器制造实验工厂(隶属中央水工试验所)，领导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水工测量仪器——旋杯式流速仪。1943年，我国第一台光学测量仪器——丙式水准仪研制出来，并连续试验成功了回声测深仪、经纬仪、求积仪、平板仪和剪切仪等。1942年，中央水工试验所改称“中央水利实验处”，郑肇经任处长。为了面向大后方水利建设，水利实验处先后开展了整理西南水道，发展西南、西北诸省农田水利的试验研究，并管理全国水工和土工试验、水文测验、水道和航空测量、整理水利文献、制造水工仪器等事项。水工、土工试验为各有关工程的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广泛涉及河、渠水道及其闸、堰、库等建筑物的水力学特性与基础工程，并对黄土的特性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1943年起，水利实验处又在磐溪水工试验室举行花园口堵口初步试验。次年，水利实验处又在长寿设立“河工实验区”，由谭葆泰负责，进行花园口堵口的进一步试验。同时，水利实验处在统筹西南各省水文测验中，增补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沅江、赤水河等流域的水文站，统辖西北、西南、中南、华中、华北和台湾等17省的水文总站18个，以及水文站196个、水位站255个，使国家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水文测验站网。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手创建这些基本建设，积累基本资料，开展基础研究，填补了中国没有水利科研的空白。他与竺可桢(气象研究所)、梁希(林业研究所)、丁西林(物理研究所)、黄胜白(植物研究所)、丁文江(地质研究所)等著名学者都为至交，都是30年代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先行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肇经返回南京，首先扩建原水工实验大厅，使之成为现在的70×27平方米的水工所试验大厅，这在当时全国乃至亚洲都是最为宏大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愈益腐败，但他以出污泥而不染之精神，带领所属部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相继完成了黄河、长江部分区段的航空测量和控制测量，整编了黄河等流域的水文资料，从事了黄河、长江及华南地区的一些工程试验研究，刊行了《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等书籍。1948年，国民政府指令中央水利实验处把技术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迁往广州，他深明大义，在地下党和职工的支持下，断然拒绝搬迁，将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全部封存，妥为保管，自己“辞职”去上海治病，从而为新中国保存了一支优秀的水利科技队伍和大批良好的水利科研设备，这些设备在当时是“远东一流水平”的。河海大学在郑肇经逝世后的悼词中说：“历史永远铭刻着他的这一功绩。”

    解放以后，中央水利实验处改名为“南京水利实验处”，1956年其大部迁往北京，组建成立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亦即现在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留在南京的部分发展成为现在的水利部、交通部、电力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而在抗战期间建立的磐溪、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武功(即现在陕西杨陵的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灌县(成都)、石门等水工试验室，解放以后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新中国水利科学研究事业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中央水工试验所的确是我国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事业的摇篮，郑肇经作为中央水工试验所和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奠基人和长期主持工作的领导者，为我国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事业所作出的开拓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和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文熙教授在祝贺郑肇经90寿辰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您是我国水利科研工作最早的组织者，您将所创建和主持的水工试验所和各大学的水利专业结合起来，使南京、重庆、昆明、武功、成都等中央水利实验处，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我国关于河工、水工、土工、仪器制造、水利史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并培养了不少水利科研人才，筚路蓝缕，贡献杰出，我是您的学生，并在您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此体会极深。”这些肺腑之言十分中肯地评价了郑肇经的历史贡献。

    郑肇经一贯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在我国首创水工模型试验研究事业，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他看到民国初期我国水利教育事业还处于重讲肄而轻实验的阶段，于是极力将他所主持的水工试验室主动提供给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农学院等大学的水利系科师生作为实习和研究之用。今天，水工模型试验研究在我国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在水利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正包含郑肇经当年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广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