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肇经(水利学家)

    郑肇经是辛亥革命以后对我国近代水利事业发展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既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水利科学试验研究机构——中央水工试验所(后改称“中央水利实验处”)的创始人和长期领导者，又是我国第一所现代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科大学的首席水工教授和我国第一所综合大学(中央大学)水利系的创立者；他是国际知名的水利、市政工程专家和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先驱者，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工务局、青岛港务局和全国最高水利行政机关——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后改为水利司)的主要领导职务，主持上海市政建设和全国的水利建设及管理事业多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称郑肇经先生为“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元老”，这是很确当的评价。

少年立志，献身祖国水利事业

    郑肇经(1894—1989)，江苏省泰兴县(今泰兴市)人。祖籍河南荥阳，北宋时迁至浙江兰溪，祖先以医为业，清道光年间至泰兴落户。父辈昆仲三人，郑肇经是三房郑子宗的长子，字权伯，一作泉白，号衡庐。1岁时由其祖父郑琢斋、祖母张氏决定立为大房长子。其养父郑宝山思想开明，致力于创办实业，是泰兴电厂的创始人，且热心社会公益，是本县育婴堂的董事。养母朱氏为清末著名学者朱铭盘(曼君)之妹，厚道善良。郑肇经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4岁时在祖父、养父督促下诵读诗书，6岁人私塾就读，11岁入泰兴高等小学读书，与丁西林、周壬庆等同班。清宣统元年（1909），郑肇经离开泰兴至通州（今南通市），考入张謇创办的通海五属中学为插班生，直到毕业。就学期间，他崇尚民主政治，曾与同学丁西林等5人一起剪辫明志。民国元年（1912），他考入南京法政大学预科，毕业后改考德国人办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工学堂工科，先入德文科学习4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对德宣战，郑肇经曾与同济大学学生一起去北京请愿，要求将同济大学改为中国自办。民国六年（1917），郑肇经从德文科毕业，升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科，并于民国十年（1921）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郑肇经的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朝廷的腐败加之列强入侵，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特别是黄河久已失修，疏于管理，经常决口泛滥，使苏北里下河地区年年闹水灾，老百姓被迫逃荒，饿殍遍野。年轻的郑肇经目睹这一惨况，立志苦学，献身于祖国水利事业。在他就读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科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是抱有“科学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激励他更加发愤学习。1921年夏，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并以最优异成绩被选送至德国萨克森（Saxony)工业大学[现为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研究院留学。当时的德国大学不承认中国的大学学历，中国留学生进校需要重新考试，而且考试课目达14门之多。郑肇经一气考完14门课，且门门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使该校的教授们大感惊诧。为此，该校8位著名教授联名建议今后对同济大学工科毕业赴德深造的学生一律免除复试，直接修读研究生。此时，现代水工模型试验技术的创始人赫·恩格司(Hubert Engels)教授亲自提名郑肇经为他的研究生，使其成为这位世界水工界学术泰斗的第一位中国弟子。求学期间，郑肇经在赫·恩格司、马·费尔斯特(M．Foelster)、耿司曼(G．Engman)等教授指导下，专攻水利工程和市政工程。他曾去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工程研究院参加恩格司主持的治理黄河水工模型试验和治黄原理的研究工作，并为他们翻译中国水利史料。他还曾去德国各地和奥地利、波兰、荷兰、法国、瑞士等国考察水利工程。

    郑肇经在留学期间十分注意运用所学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来治理祖国的江河。他不仅非常热情地参与恩格司治理黄河的试验研究，努力把当时最先进的水工模型试验技术学到手，而且还将他的导师恩格司的研究成果《制驭黄河论》携回国内，译成中文发表，一时引起了各方关注。他当时即已认识到，欧美科学技术虽然先进，但是“欧美人士，远隔重洋，于我国河流特性，未能实地考察，殊难彻底了解，故其研究试验之范围，仅及于原理方面之探讨。所以我国各大河流的水利问题，必须自作长期之勘察测验，并作有系统之研究试验，然后筹谋规划，始克有济。”(引自郑肇经著《中国之水利》)他当时就指出：“吾国治河历有年所，经验丰富，著作繁多，苟求根本治理，决非外人短时期之考察所能作为准鹄……而观察数十百年来黄河之变迁，端赖历代文献。稽考文献，责在我等。”(引自1924年郑肇经著《制驭黄河论书后》)这是很有见地的。

辛勤从事水利教育，大力培养水利人才

    1924年，郑肇经从萨克森工业大学研究院毕业，并获得了德国“国试工程师”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德国《建设月刊》专门报道了他。恩格司教授要他留下来工作，而他报国心切，婉言辞谢，并于当年回国。归国后，他首先去南通拜见张謇，并受聘担任张謇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河海工科大学教授，从事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工作。他先是担任首席水工教授，后又兼任教授会负责人。他在教学中首先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引入中国，在校内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水力实验河槽，向学生传授水工实验技术。由于他在河海授课最多，教学任务十分繁忙，1925年夏天不慎跌伤，未及时就医，造成腿部严重感染，被迫作了截肢手术，术后坐在椅子上授课。当时我国大学全盘采用欧美教学方法，教材大都采用欧美原版，而郑肇经既注意介绍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也重视总结我国古代丰富的治水经验，并将其编入教材。他曾先后编写《河工学》、《渠工学》、《海港工程学》、《水文学》、《农田水利学》等教材，其中《河工学》一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我国治河工程学方面第一部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教科书，从首版到全国解放后，先后印行了9次。在这一专著中，郑肇经坚持治河必须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必须重视中国固有的经验和方法。他指出：“世界河流，各有特性，治河方策，亦将随之而异，宜于甲者，未必宜于乙，合于乙者，又未必合于丙。是以欧美治导河流之方法，莫不因地制宜，而有所差异。况吾国黄河之难治，举世咸知，西方学者，方孜孜研讨之不遑，而吾国数千年修治黄河之方法与经验，岂容漠然视之。”这种观点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尤其可贵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郑肇经就能以这样鲜明的观点来指导学生，令人钦佩。

    郑肇经不仅以自己的学识来教育学生，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来帮助学生。1926年，南京学生配合北伐军北上，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军阀通令逮捕学生领袖严俦等人，郑肇经等本校教授连夜资助严等离校。后严遭逮捕，关押在上海，他又派学生代表前去探视、慰问。他还利用自己兼任上海工务局主任工程师和工程科长的便利，介绍河海工大毕业生去沪工作。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郑肇经在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当时主管全国水利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期间，深切体会到为国家培养水利人才的重要意义，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工学院院长卢恩绪(原河海工大教授)等的支持下，共同创办了中央大学水利系。因为自从1927年河海工科大学并人中央大学工学院之后，国内大学都没有单独设置水利系，水利人才的培养不受重视，使民国时期的水利事业陷人了一缺经费、二缺人才的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不畏艰难，多方筹划，于1936年提出由水利处拨款委托中央大学训练水利人才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在第一期4年内，每年由水利处拨款4万元，基础课由中央大学负责，水利专门教员及设备由水利处负责，实验及器材由中央水工试验所负责；4年内造就60一100名水利专门人才。1937年7月17日，中央大学遵照教育部第13737号指令决定，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起正式成立水利工程系，从而使1915年由张謇、李仪祉等开创的水利高等教育事业绝而复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培养高级水利人才的惟一基地。1938-1949年，中央大学水利系共培养了高级水利人才数百人，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郑肇经一生始终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曾先后在河海工科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和河海大学担任教授，主讲过治河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海港工程、渠道工程、灌溉工程、农田水利工程、水文学等专业课程，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地刻在每位学生的脑海中。他的学生后来大都成为中央和省一级水利领导机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领导人、专家、教授、研究员、总工程师或旅居欧美的著名学者，其中很多人也已年过耄耋，功成名就，具有很高的声望。但当他们一谈到自己的老师郑肇经时，都异口同声地赞叹：郑肇经是自己一生中难得遇到的好老师。

    郑肇经在孜孜不倦于教学及水利科学试验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写下了数十种著作、论文和教材，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