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林商贾篇

上  河  工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一般冬闲季节，人们总是要上河工的。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兴修水利就不能旱涝保收，不旱涝保收就有打不到粮食的危险，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岂不出了大纰漏！所以就要年年上河工了。

    河工有大型、中型和小型之分。大型的象治淮（苏北灌溉总渠）、江都抽水机站等，我父亲1950年、1951年就去参加了治淮；中型的主要指县内的象宣堡港、增产港、古马干河、两泰官河等；小型河工就多了，主要是各乡镇内的中沟开挖或疏浚整治，前前后后几十年，断断续续。有的年份大、中、小型一起上，连妇女也要顶上半边天，反正有挑不完的河。特别是中沟，今年是东西走向，明年又要南北走向，基本没有完整的规划，谁当官谁说了算，“一个书记一条河”，老百姓可就挨搞了。

    六、七十年代，我这个大劳力是经常上河工的，最早的是挑如泰运河，最迟的是增产港。那时候一般在霜降前后，大田的麦子还没有种妥，河工任务就下来了。生产队长开会，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边掰手节头一边数人数，这些人什么时候到哪块去挑河，时间大约摸多少个晴天、一天多少工分等等，他也不说什么“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定胜天”之类的道理，“大家家去准备准备，啊，散会”，如果谁不愿意去，也没得多少理说，上河工反正是赦不掉的。更何况上河工虽然劳动强度大一点，但总可以每天弄个饱肚子。按照常规，挑河是男人的天职，到了上河工的时节，家中象个样子的男人就不多了。任务一落实，大家就忙起来了。大劳力忙着搓绳搨索，扁担、畚箕、灰篮、山车等等，一一查点修整；“河苦河苦”，女人们深知这一点。男人要去吃苦了，被子要洗，靴子要洗，棉衣棉鞋要备，小菜要熬，忙前忙后，生怕的忘记了什么，让自己的男人到工地上不方便。生产队长更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要准备大米、粯子、山芋、烧草之类的，从数量到质量要说得过去，防备少数人不满意调皮不去，增加麻烦。不是说“河工老爷”嘛，只要把他们服侍到上了路，去了，他就可以顿担子了。动身的隔日家晚上，所有上河工的人到大场边的猪舍里集中，干什么？吃“大锅饭”、“开伙仓”，大鱼大肉总是弄瓷盆上，几个人一围，就地作席，还要弄上个二两五的“乙种白酒”，吹吹“喇叭”，老米饭紧吃。在那个年代，真算是了不起了，有鱼有肉，有饭有菜，真正是“河工老爷”了。这时，生产队长红扑扑的脸抬起来，满口酒气：“大家去好好的逑，家来再吃完工酒！”第二天，人儿马儿的，推的挑的，粮啊草的，被单行笠，浩浩荡荡，各个生产队几乎一起出动，车轮滚滚，奔向工地。那种势头，真令人想起大军渡江的前夕！
 
    到了工地上，支锅立灶，用干草打地铺，几十个人一间屋，摩拳擦掌，准备上阵了。河工上的领导管理机构都是“部队编制”，团、营、连、排，准军事化的，上工下工，统一号令，对个别在统一号令之外的，往往是要“管理管理”的，所以一般民工还是“遵纪守法”，况且那时候的“大批判”还是兴时的，一旦碰上了“批判”，不但要罚挑多少方土，还要挨批，确实“划不来”。凌晨，人们摸黑起来了，三扒两咽后，“头顶星星脚踏霜”，来到工地，划塘交方，每人每天完成多少，中午在工地吃饭。碗顿（放）不平，扁担就要上肩。动身之前在猪舍里吃肉喝酒的欢声笑语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晚上下工后紧张地吃饭洗脚上铺，马上鼾声一片，比吃了发酵酒水的猪睡得还死。有时累得不行，挑到半坎上，“大大的———，的的大”，响亮的军号响起来了，该休息一下，就扁担一撂，赶紧席地而坐，松松神，以便“继续革命”。挑河最怕挑下方，特别是抢河底，要是碰到那踩到一晃一晃的游沙子，可就倒霉了。不管你怎么“抢”，它马上就涨平，叫它老子都不中，这就要拼死拼活了，甚至于挑灯夜战，十数公里的工地星星点点，疲惫的身影明灭可见，在凛冽的寒风中形成了一幅说不出味道的图画。去年的一个冬夜，我在深圳的一幢高楼之巅，俯瞰万家灯火，长街上的霓虹绚烂，不知怎么脑海中竟冒出了当年河工的这幅图画，心里酸酸的！我有点文化，在民工中算是“肚子里有点砚墨水”的，那时河工工地上要“红旗飘飘”，要有“大批判专栏”，用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公家竟把这项“伟大的任务”落实到我的头上，实在使我感到欣喜。因为这个任务既十分光荣，工分又不少于人，何乐而不为呢？

    几十年的努力，泰兴的河网化终于实现了。东乡也全部栽上了水稻，“一粒米七斤四两水”，光这些水稻要喝多少水啊，而且喝的是长江水！今天，水系贯通，能引能灌、能挡能航、能降能排，遇旱有水，遇涝能排。水是生命之源，泰兴大地滔滔流淌的长江水中，曾倾注了多少泰兴老百姓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