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塔——谭延闿三字一败
泰兴中山塔建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依照泰县（今泰州市）图纸建筑的，所以一模一样，仅是基层左右没有直书内驻机关名称。 中山塔全称“中山纪念塔”，四层建筑。低层与二层接界处正面原有《泰兴县政府》五个大字，二层与三层之间是《天下为公》，最高层正面是《中山纪念塔》，传为邑人蔡宝亷手迹。低层东为梯室，西为值班室，均为红砖红大瓦砌成。二层南面有窗，三面环墙，西北拐角处有条铁梯上下。三层四方设门，各有四方水泥平台，铁条梯设置于东北拐角处。四层四面安有罗马数字钟。室内中央地板上固定一铁架，即钟机基座，四周按有铜铁机件，并以铜索连系外铁针，使铁针循时日夜运行。这样室内铜索贯联密如蛛网，值勤报时人员到最高层敲钟时，总得贴地匍匐蠕动，循条铁梯上登。最高层平顶中支铁架，悬一铜钟，钟声嘹亮传闻数里方圆。每天晨晚六时，中午十二时，有专人鸣钟报时，所以民间又称“钟塔”。当时，中山塔是城中最高建筑，在顶层俯瞰全城，历历在目，时时有值勤人员在上了望，手执望远镜，遇有“走水”及时报警。并分“一东”（东部）、“二西”、“三南”、“四北”、“五中”（指鼓楼街）后以急钟催警，以指示失火方位。全城各行各业均组织自有消防员，不分深更半夜，也不问远近，不分行业，团结一致，群起出动。方时，四面八方响起隆隆的水龙铁轮的滚动声，抬龙的吆喝声、担桶、肩叉、抬长梯人等的急促奔赴的脚步声，教人尤其是小孩不由惊心寒慄。火熄后，以慢钟示意解警。中山塔内钟件由国外进口，主件均是铜质、铜索、铜架。不幸于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国民党杨开多部，溃退来苏北，进驻泰兴城，趁着县长单成仪，与警察局长张恨愚互相争权冲突之际，把钟件拆毁，偷运出境。同时将城内的三典当抢劫一空。在日寇进城时，不法之徒又趁火打劫，把残件敲走，这样待抗日胜利前夕，仅存机座钢架，孤单单地立在地板中央。现在顶层旗杆是解放后改建的，原来的那口古铜钟不知去向。 《天下为公》书写人蔡宝亷系本城蔡家巷（今五四巷）人，字竹泉又号彦水，蔡光熙之五子，故邑人均尊称“五老爷”。邑廩生，四十六岁考入安徽法政学校官班。毕业后曾任安徽警练所、浙江省统计处各职。不久，任山西督军公署秘书，四年后辞职归里，办理地方事近二十年。创建红╋字会（即今之红十字会）泰兴分会，致力慈善，办贫民工厂，设医疗所，义诊施药，并创建╋慈小学。日寇侵占苏常时组织难民收容所，供食宿，以工代赈发工资。至于赈济水、旱、火灾，自本县以及外省，不可胜计。工书，为著名的书法家，卒年八十五岁。 在中山塔建成后，泰兴著名绅士金轼给当时的县长丁作则出一上联是： 中山堂前中山塔，四层四丈八，四面通八达，必定大发达。县长丁作则无言以对。 金轼，字蘅薏，泰兴城区南草巷人。少颖慧，十七岁即补“县廩生”，肄业于南菁书院，辛卯年(光绪十七年即公元1891年)优贡(邑中近三百年内得优贡者，仅朱铭盘和金二人)乙未(光绪廿一年)举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 戊戌政变时,金赞同维新，并参予活动。后恰值父丧丁忧在家，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捉“康党”也查到他，即以家属呈报“暴卒”，因而得幸免遇难。自后隐居家乡，不问时政，改字“陶宦”，含义：“逃避官场”之意。辛亥武昌起义后，被选为民政长，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任县知事，即民国成立后，泰兴县第一任县长。 先后总纂泰兴，如皋两县《县志》，三任《江苏通志》编纂修。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表金轼为国史馆纂修，因病未就职。解放初去世，卒年八十二岁，著有《江山诗文集》，末附《挽张謇》。武昌一日，得通州三生，则皆吾师焉，同郡曰范氏，同邑曰朱氏；长江两岸，距中流百里，是兴名世者，其南为虞山，其北为狼山。 注释：“武昌”指清末文学家张裕钊，一日内得到通州籍的三个青年。自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改原通州府为直隸州，划原扬州府，泰州、泰兴和如皋属之，张謇去世时这一行政区划已不存在。“三生”指南通张謇，泰州范肯堂(故称“同郡”)，泰兴朱铭盘(故称“同邑”)。“虞山”在江南常熟境内，这里代指翁同和咸丰年间状元，“狼山”在南通境内，这里代指张謇，他是光绪年间状元。 1926年，张謇逝世，全国各界致赠挽联，数以千计乃公选金轼此联居首，传颂于世。 中山堂古名“大堂”，解放后为县府大礼堂，原来面南开敞，正中屏门上悬金底黑字《中山堂》长方匾额，为当时江苏省主席军阀谭延闿手迹。“中山”两字端正庄重，“堂”字却是败笔，近于行草，却又上大下小，象似要“倒”的样子。左右对称的大柱上，柱面上各有一副对联，均为1935-1936年间，县长李光宇重修政府时亲自拟写的，我至今犹记得其中一付上联“为政不在多言，事事需从国计民生处着想。”下联：“居官务持大体，刻刻要在元气命脉上关心”。李光宇做县长期间，把泰兴县原有类似封建土地霸头的“土份”裁去，换成农民直接向政府缴纳田赋免去中间剥削，使全县农民由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泰兴人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