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渡局路的“探讨”——利分流议渡、义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鼓楼北路，由于1958年路改时，决策者思想保守一点，把路面决定6米两旁各加人行道1.5米，共9米。到后来逐渐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得太狭窄了，常发生交通堵塞。特别是春节前半月更加厉害，使得政府每年到这个时候专门召开有关方面会议探求解决方法。首先调大批人力，动员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长配合公安交通人员，分时分段管理交通堵塞。就是这样，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提出治本的方法，建议领导层决定”恢复义渡局路”(简称义渡路)。理由是： 一、当时城区总面积为2.73(km)2居民分5个街道办，下属12个居委会，城北街道办就有4个居委会占城区居民三分之一；6个农业村，总人口为5万多人。附近乡村来城做工或其它非常住人口不在内(据1982年人口普查)。城区工厂企业全民19个，大集体27个，镇办工厂19个，街道办工厂8个，村队办12个，校办厂8个，多数有关民生的工厂企业都在北门，如电厂、水厂等。 二、大庆路定形于1968年下，在三中全会的感召下向西延伸与泰过(船)线联接，西来的“客人”总得通过鼓楼北路分散到其它地区。原有泰黄线由东门进出，自大庆路东延与新辟的经河失的泰黄线联通，这样又把东北乡的“客人”欢迎到鼓楼北路来；对外交通，如泰运河移向北(就是利用开河的土填老城河形成大庆路)，西由过船通长江，东达黄桥，设港区于大庆路，作为货物转运码头，日吞吐量又是若干，江平线没有改道，汽车站设在跃进桥北(现交通局)过境旅客必得由北门集散，后又增设荷花池市场，作为五省蔬菜中转点，又增加鼓楼北路人流量。 三、主要商业过于集中。特别是老字号鼓楼商场设在鼓楼中心，招徕过往旅客，四乡八镇来泰兴者，总得到鼓楼街“观光”购物。即使同样商品其它地方也有，可进城者总要奔鼓楼商场，使得鼓楼商场每逢春节前每天的营业额都超过百万。 四、布局方面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后期定形大庆路，70年代后期定形国庆路，加原有的鼓楼东西路，横向方面就有了3条。纵向方面只有一条鼓楼南北路。鉴于此，引起市政领导的重视，于78年增设长征路。可是长征路形成初期，南只通国庆路北止于今长征桥，北仍为石配厂等堵塞，是条“断头路”，对分流鼓楼北路的作用不大，甚至不起作用。因此，于80年代初期决定打通长征路，把北头的石配厂等单位拆迁。这样长征路南顶国庆路北汇大庆路，虽说分流鼓楼北路人流，可作用仍不大。原因是，东北方向乡镇人民过境旅客仍是直线下来顺作鼓楼北路进城。 因此市政领导于1982年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恢复义渡路，这样纵向也有3条，西长征路，东义渡路，中有原鼓楼南北路，省市政规划院周工程师(女)也赞成这一意见。 所谓：“恢复义渡局路”就是说原有这条路，因某种原因而遭闭塞的，现在哪里，为什么叫“义渡路”的？下面一一来交代。 原来，自北水关桥(今大庆路航运公司南围墙处)下来，有一条弧形小道逶迤向南，两侧全是庄稼，大体走向类似现在水关新村西监测站门口小巷，不过没有这么直，逐渐遍向东南，经《延济桥》(今泰中后西北角义渡局路桥东约几米多处)的桥北路西有约三间屋的石鼓门形的平房单寥寥的在那里(80年代还未拆去仍为北站渔业队叶队长居住，现已翻建，大体今花木公司)这就是今所谓“义渡局”。桥南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俱是在桥东侧门向西，中有泰兴教育界中著名的范学师就住在这里；在这小村南尽头略偏南又有一小平板桥(没有延济桥高)下流由延济桥向东去将军庙、小南海大河向南分支水，缘小村屋后经板桥引向西转向南入儒学东“山”河 (即今烈士东桥)入鲲化池，小道亦依傍小河向南至鼓楼东路，这就是今所谓：“义渡局路”。过去没有路名，民间俗称“儒学东山”，泰中原系傍六角桥(胜利桥)西路北一小块襟江书院。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学校扩大，自60年代前北起流经延济桥向东的河(即今泰中后的河，好象没有过去长这大概开羌溪河并去东段)东沿流经六角桥的河向西，西止儒学东山，与今烈士堂隔河相望，这一块近百亩土地全部併入泰中，这样“义渡局路”就湮没了。 为什么叫“义渡局路”？提到这一问题，却要追溯到几百年前明代中后期嘉靖年间，起源于泰兴人民抗击倭寇，保家卫国英勇浴血的光荣历史。 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66年)，倭寇猖獗逐渐深入沿江内地，到处抡杀烧掳，为害甚虐，泰兴有识之士，如张 等，力主筑城，会同县令姚邦材报批南京督抚，核准后于1555年，城工完毕，《光绪县志》载有：“(城)工刚讫，倭即薄城，城上人射杀两倭，乃遁，邑赖斯举(指筑城的行动)也”，恐怕这一数字不实。另一方面，协助县令组织“乡勇”(今称民兵)，保家卫国，泰兴青壮男丁，群起响应，踊跃报名，最短时间就招集一两千人。鉴于倭寇入侵的路线有二，全是由水路入侵，(1) 由海安登陆，沿两泰官河，顺流而下，自北入侵；(2)由南通方向溯江而上的倭寇，沿羌溪河(当时泰兴人民称为“江”。因南方马驮沙与南通西部陆地连接，迫使长江向西位移，形成半月形的内洼，逐渐形成东西向泰靖界河，至今沿岸犹称“什么圩什么圩”，和南北向羌溪河，筑城后曾引羌溪河的水，自东南方向入护城河)作为入侵通道，因此单有护城的乡勇是不够的，那只有被动“挨打”的局面，要立于不败之地，则就要主动迎击，给予来犯的敌寇，不让它接近护城河，在半路水上就把它消灭，因此就着手筹措水上乡勇，首决的条件就是大吨位的船只，因为大吨位的船只，作战时稳定性强载人多。由于这些因素，泰兴有识之士，开明士绅，会同地方官研究筹措船只事宜。这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倭寇随时都有来犯的可能，一致决定关于船的问题分“两手抓”。一面积极购买民间私船变为官船，成交的船，再由招集来的乡勇中选拔一批会水或有航船经验的人分配到各船守护，战时调人增加，都集中在两泰官河入护城河通泰桥北傍西岸(今大庆路供电服务部)作为临时迎敌的准备。另外在北水关内延济桥北小路西，水关通北小桥的河岸东(今花木公司周围居宅)选为造船场地，日夜造船，政府派专人监督。另在近旁盖起几间平房，作为值班人员办公的地方，发生什么问题好由此上下联系，当时工人乡勇均称之谓“局里”(意思官署派出办公点，相同今之“政府派出机构”)此即今之所谓“义渡局”。 在造船期中也曾小接触一、两次得出的总结，分散的乡勇只凭同仇敌忾的勇气是不够的，一定要集中组织起来，临期才能纪律森严、进退有序。因此，选定将军庙南侧一块大空地(即今之泰中体育场)就把招募来的乡勇安营在这里。武器库内的土枪、土炮、土铳、长矛、大刀等都分配下去，指定专人使用。局里日夜有官员值班，如东南发现寇警，立即在北水关楼上发出预先约定的信号，待命的官船有序地划入护城河，将军庙各营乡勇出东门，分别参加各路战斗。如寇警来自北方，水关楼上也发出信号，待命的官船首先作好迎敌的准备(各船也配有土炮、土枪等武器)，将军庙的乡勇见信号迅速奔赴北门也是登船的登船，分岸迎击的迎击，做到有条不紊、沉着应战。史志中就有一例，故老传说是： 也是在明嘉靖年间，倭寇为报在泰兴几次挫败之耻，纠集几千人，海船百十条，自海安方向入两泰官河顺流而下，于某日深夜进入泰兴境内，两岸乡镇纷纷发出寇警，泰兴城内船勇、乡勇闻警后分水上两岸主动出击，在燕头以北相遇，水上已先发动攻势。两岸先遣到达的乡勇，听从指挥由尾迄头，依次摆开阵势，发动全面开花的攻势。两岸火把林立、火箭如蝗，炮火连天、齐向贼船攻击。沿岸的乡勇纷纷参加县城的乡勇助战，汇成无敌不摧的洪流。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如排山倒海之势，使倭寇丧胆，敌船首尾着火，夹烧中间正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纷纷跳水逃生，不会水的淹死，会水的爬上岸不是被砍死就是砍伤俘获过来。城内及沿岸乡镇妇老儿童群皆高举火把呐喊助威，红光燎天，使得杀寇的乡勇越斗越勇。贼寇支架不住掉头转向，怆惶脱逃。我岸上水上趁胜追击，又歼敌若干，烧毁寇船多少，余下极少数几只，让遁逃之贼带着教训：“泰兴人民不是好惹的”回去告诉“贼子贼孙”，战斗自丑末至拂晓，以全胜结束，天明统计歼敌4300余人，烧死、淹死283人，俘虏100多人，烧毁寇船上百只。经此一仗，使敌寇吓破心胆再不敢来犯。 这一传说，在《县志》上没有记载，照战绩来看似乎象庙湾、小麦港歼寇数字的总和。那又在泰兴城郊，两泰官河燕头以北，然则时间又发生差距。《县志》记载那两次战斗，俱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传说只说“嘉靖年间”。但在传说中屡提及“北水关”，北水关建于嘉靖四十年，那又不是以上两次战斗。可是象这样的光辉的历史《县志》上决不可能漏记，反正传说是传说，它总得借一史料的“影子”，来神乎其神地借题发挥，没有必要去穷根溯源，一切以《县志》为准。 明代后期，到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72年)地方财政日渐拮据，况倭寇平息，敌警消除，无力再负担这批乡勇、船勇，便分着两手处理。单说官船方面(这时武器早已上缴)容许民间或船勇购买官船转变为私船，余下的公家也改变过去“全包”的政策。准许白天出外做生意，其初还怕倭寇再犯，规定夜晚仍回原地集中，应敷万一(实际嘉靖后期就这样做了)，做生意收入回来后一律上缴“局里”，后来再由局里按谁盈利多少统一分配。局里原来的官员调走了，另指定一个管理人员管理官船。民间有什么需要船只过江，只要与他联系他可以帮你解决，按用船多少，运货多少，他再统一分配，按成上缴县库。到了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知县陈继畴他改变做法，彻底摔掉抗倭运动公家所揽在手上的“包袱”。“倭乱”虽说平息到了万历年间中期，借着荷兰人(中国人称“红毛国“)入侵台湾澎湖、并在福建沿海有扰乱之机，倭人也想蠢蠢欲动，又引起沿海沿江城县的警戒，也知道危害不大，可也不能不防患于万一。当时他也全面分析，由北面入侵的可能性不大，由长江水道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决定拆县署通明楼，在城墙上东南角，紧对羌溪河，入护城河建一敌台，即腾蛟阁，“作为军事上蹬眺望，监察敌情之用”，原先延济桥今所谓“义渡局”中转敌警的任务交于敌台。所以《泰兴县敌台记》记载“不必远斥候(古指情报人员)勤侦探，远处寸波尺浪，百里外，无不在目中”。因此，泰兴人又称之“望江台“，谣传岳飞所建。把所有还未脱尽关系的官船，允许他们自谋生计，也不用每晚赶回来待命防倭，只要每年向局里缴纳使用官船的租金，为了要区别于私船，就喊出“管属船”简称“管船”，但有一条规定，不论管船、私船，遇有敌警一律赶回通泰桥北待命应敌，实在远去他省的管船除外，事后向管理办公处所说明情况。这一来原来的船工有家属兄弟、子女都可以自由接来同船进出。逐渐人丁繁殖，船上容纳不下即就地分居，或岸上建立家庭，有船事生意男人等上船，妇女搞家务或垦荒务农，这就是今天师家巷的起源。 管船办公局子遇有管船们发生什么事件，如生意纠纷，船只修补等等急需请求都得鼎力解决。发展到后来，连私船遇有这类问题也请求解决。所以局子西侧作为作场，手头也有一批修船木工，地处北水关进口约五六十米拐弯，分叉向北小桥，和经陆家码头流经北高桥(今废。今光明巷、虹桥巷和鼓楼北路交口)向西去的水，报修、下水都很方便(直至民国我小时经过延济桥还常见有船在此翻底油漆暴晒)。后来发展到民间有什么需要船只运输的事宜，也找到局里商议，有什么大批猪、酒“渡”过江往上海或某地，或者我有一批煤、铁在江南某地需要“渡”过来，局里都得妥善处理，安排船与雇主双方当面商议，渡江物资多少，需要船只多少，期限等事，达成协议后须向局里交多少定钱。这样逐渐喊出“议渡局”，这议渡局的名声就传开去了。到了清朝政府索性不问，规定每年缴“税”多少，由你“自负盈亏”。议渡局也改变方式，起初由地方有名望的士绅向政府“承包”，包搅船民(这时已不分管船和私船了，怎样转变，就不得而知)与雇主当面协商，局里按规定收取“提成”，这样逐渐形成如今的“中介公司”了。 1982年泰兴镇规划办主持下召开各界参加讨论拟定“控制性规划”时，提及分流鼓楼北路拥挤的问题，一致同意恢复“儒学东山”的路，由清管所(即现在环卫所)主任周沛林提出“义渡局路”，这是他听“走”了音，把“议”听成“义”。这一改却改得非常好，反而给“议渡局”注入新的“生命力”，意义是把鼓楼北路人流“义渡”过来分向北或南。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