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县志》史上 一两点争执的问题探讨

 

    “济川镇”这一名词，是一个镇治名，是随当时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存在的，好比现在的姜堰原为“泰县”县治所在地，它是一个县名，它不好单独称“泰”，一定要连着“县”，使用“泰县”，当撤县建市后，你能在姜堰市的版图上找出一个“泰县”的具体位置吧？只好在史书上记载在某某地方，曾经设过这一行政体制。济川镇也是这样，你能在泰兴版图上找出一个不带行政等级“济川”这一地名吧？它和柴墟不一样。柴墟既是一个地名又是一个行政等级“镇”名，称“柴墟”或“柴墟镇”都可以，她是不因当时的行政体制变动而有变动的。不过，随着历史演变而分别“今名”“古名”罢了，济川镇就不能。因为她是一个行政等级名，她所在的地名是“延陵”。所以，任何史书上，不论《县志》、《州志》，甚至皇帝御定的《太平寰宇记》凡涉及这段记载的都是“济川镇”。就因为她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行政体制专用名，在若干年后，就留给后人必要“摸清楚”在什么地方，使用过这一行政区划名。因此，就产生出探讨济川镇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关于济川镇的位置，《县志》上就提出三处：1、泰州南门外运河坝；2、龙窝口略北；3、泰兴城内鼓楼街。现在我们就用几何反证法一一淘汰，得出哪一个是真实的位置。

    1、如在“泰州南门外运河坝”，那一定出泰州城就是泰兴县了，更不用说寺巷口以北，都应属于泰兴。则就要问：什么时候泰兴县治迁出，迁往何处？这寺巷口以北大片土地何时退归泰州，退至刁铺呢？没有记载，像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没有记载的。不但本县各个时期的《县志》没有记载，联同有关的史志资料如《康熙维扬志》、《雍正泰州志》都没有，那就根本没有这回事。总不会得一个县治，孤零零地“登”在人家土地中间，相隔十来公里才是自己的辖区，那处理县务也不方便，真所谓“遥控指挥”。然则何时迁出人家的“包围圈”呢？没有记载。各种史志都记：“割原海陵县南部济川镇等五乡为泰兴县”(见《南唐烈祖记》)，所说“南部”不就是“南门外运河坝”，再次，“济川镇等五乡”一定是和济川镇毗邻的一大片土地，所以说这条记载根本不存在。

    2、在龙窝口略北，龙窝口是柴墟(今口岸)镇的范围内，说不定是柴墟镇下属一个村，如说这里说是济川镇，那好，济川镇与柴墟仅隔一公里左右，就等于一个地方，那么史学家就不需要百十年来争论不休。还是创治于柴墟，还是创治于济川镇？说谁都行，因为同是一个地方。然则《县志》又记：“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迁治柴墟”，又何必大书特书，是多余的了。就如当前的泰兴镇人民政府，原设在前熊家巷，近来迁到国庆西路一样，在本辖区迁移是正常的事，那又何必慎重其事呢，则就否定这一点也不存在。

    以上否定的两点，也帮它找出错误的根源，同出于《雍正泰州志》，不过出自两人之手，所以，有两点不同的错误。

    《雍正泰州志》中记：“州治南运河坝起，三十里而至庙湾，又二十里至济川镇，贾舶商帆多由此入”，泰兴修《县志》的老先生，大概家中有什么急事，即需赶回仅看到一个“影子”“州治南运河坝……”接着就看“走”到下一行“……济川镇……”去了。因此，就得出济川镇在“泰州南门外运河坝”了；第二位老先生同样看到这条史料，他却比前一位认真负责得多，由资料中注的里程30+20得出龙窝口略北(实际就是龙窝口，因为古人记的成数)，可他却犯了固执不通、不加分析的毛病。济川镇怎样变成“贾舶商帆多由此入”的水陆码头呢？庶不知古人记载，往往以该县的创治所代指该县呀，这也是古人所指的“济川镇即五乡之统称”代指“泰兴县”。

     由以上的错误，所以建议：为史官者，每当得出某一定论之前，应慎之又慎，切不可遗害后学，纠缠和考证了百十年。

    3、以上两点均一一加以否定，那就是在“泰兴城内鼓楼街”了，可是我们也以史料来证明。

     《县志》记有：“延令村今县治，其西南镇安街古济川镇也”，我们剖析一下，“今”是指修《县志》那一年，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县治”指县治所所在地，即后来的县政府，今之市政府所在地。因为，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把原来的镇治所也就是设县后的县治所，烧毁一空，到绍兴初年(公元1131年)县治由柴墟迁回，无“登身”之地，则就“复治延令”直至现在县政府、市政府，一直没有动过，由此说明目前的市政府所在地即古时的延令村，她的西南镇安街就是“古济川镇”了。由这一条历史记载，给后人解开了不少的“疑团”。

    首先说明：延令村或延令和济川镇是两个地方。济川镇是延陵镇后改的镇治名，则延令与延陵也就是两个地点，决不能混同的。其次，也可看出延令村与济川镇的关系。“延令”是济川镇下属的一个村，在绍兴初年设县治所之前，是不见于史载的。

     根据这条历史记载，我们只要把镇安街的具体位置确定下来，问题也就解决了。《县志》另有一条“镇安桥旧谯楼今废”，则就更加问题明朗化了。“谯楼”即鼓楼，鼓楼原建在鼓楼桥，则镇安桥就是鼓楼桥，镇安街也就是鼓楼街了。原来，唐初镇安将军尉迟恭驻军过济川镇，傍驻点（指挥司）桥上建了望台（故址在鼓楼商场斜对面中国信合门口略北、鼓楼东路上偏南侧）设更鼓于上以报晓。设县后，指挥所改为县治所在地，仍沿用鼓楼报晓，明中叶拆除。所以，《县志》称“今废”。后人为了纪念尉迟恭对泰兴人民的贡献，就把这一段街东起迎祥口西止三井头命名“镇安街”，建有谯楼的桥称“镇安桥”，附近的南北小巷即最后的团结巷称“镇安里”，而民间因“鼓楼”即喊出“鼓楼街”、“鼓楼桥”了。所以，《宣统县志》（又称《光绪县志（续）》）说：“济川镇在县城内，尚有济川桥（今民主桥）、济川街（今民主桥以东止于三井头）此可以为证”，再者，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155年）小西门命名“通济门”，如济川镇在上述两个位置，由小西门去，那真应着泰兴民间俗语“小西门上黄桥大兜圈子吗？”即使抗日战争前北门一角设为“通济镇”也是指通向鼓楼街的“济川镇”呀。因此，济川镇的真实位置是泰兴城内鼓楼街。如问泰州市区也有“济川路”，她是因为明初为了沟通两泰漕运由泰兴小西门中通长江由龙窝口向北至泰州南门外名济川河，也就是《雍正泰州志》上所说的“州治南运河坝”的运河而得名的。这与误传济川镇在“泰州南门外”无因果关系的。严格地讲，济川河也正因为始发地是济川镇的小西门而得名，这一可能性很大。